上来的脚本非常满意，实在太有感觉了。

    她发出感慨：“我朝的戏剧终于有了反映社会民生百态的现实主义力作，不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恩怨纠缠。如果沿着这条路往前走，那就真能和唐诗宋词元曲并称了。”

    她看向程敏政的眼神很是柔和：“杜甫有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我希望你一直能保持这份忧国忧民的初心，既能给朝廷更多好的建议，也能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这才是读书人该有的担当和格局。”

    下面面面相觑，汪太后还真不怕揭露社会黑暗、败坏朝廷名声、面子上过不去？

    ——我还真不怕，左右不过是缝缝补补的事；反而真希望出几个划时代的巨著，为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将来也能对某个作者说：“一个文（女）人的一本书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变革。”那可是对付酸腐文人编排宫廷秘辛或者其他乱七八糟的反对声音最好的反击措施。

    当然，如果不到万不得已，战争可就免了吧。

    《逼上梁山》火了，《水浒传》也就真的风靡全国。

    戏曲火了，也不是没有副作用。比如扮演宋高宗和秦桧还有高俅陆谦等人的演员几次差点被情绪激动的群众狠揍，又是另外的事。

    当然，火的不仅这两部，还有丘浚的《五伦全备记》，创作的时间挺早，甚至在《满江红》之前。汪舜华不喜欢《琵琶记》，让丘浚另外写一部，结果他老人家没多久就呈上来了。汪舜华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好像文学史上确实提到了这部作品，评价并不高。

    当时笑道：“算了，你还是安心研究经世致用吧。”

    她心里盘算着，丘先生不从事戏剧创作，应该也不会影响大明文坛的繁荣局面。

    当然她不能不对三天就写出了《满江红》的刘定之更加刮目相看——这出八幕剧一气呵成，笔力千钧，字字珠玑。于谦等人看过，都是赞赏有加，不易一字。

    程敏政的背后有高人，汪舜华不用想就知道，他自己也承认，父亲和岳父帮他修改过；对于刘定之这种奇才，更要大力表彰，因此下旨重赏；顺便也把两人找过来谈话。

    程敏政神色庄重，刘定之很是惊喜——他本来以为当年汪太后把他打发到沂王府，仕途已经没有指望，不是没有产生过辞官归隐的念头，只是当时朝廷整风，并不敢出来找不痛快，没多久朝廷改革，汪太后又把他放出来，而且几次大加赞赏他的才学。

    只是他有点担心，自己在汪太后那里挂了号，估计前途也就那样；没想到这回汪太后这样几乎是推心置腹的指出他身上的毛病——当然也连带了身边的程敏政，要求他提高站位，涵养气度，作朝廷大臣。

    刘定之深深地磕了个头。

    《五伦全备记》在群众中影响不大，但在文人士大夫那里很受欢迎。很快生员邵灿就写了同人《香囊记》。

    宗室朝臣很推崇这部戏，认为是能正人心、厚风俗的大雅之作，汪舜华却听得犯困。没办法，这种卖弄学问才情、追求典雅工丽的风格，实在不是她的菜。

    内容重要，形式也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数，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因此，戏曲改革，既有题材的拓展、内容的升华，也有形式的转变。

    汪舜华倡导话剧。

    她还记得男神的教诲：“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含极高之理论，施之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

    也就免不了以此教诲演职人员：“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能重整河山，中兴大明，亦意中事也。”

    但是显而易见，推行话剧的难度比推行戏曲的难度更高几个段位。

    一切只能留给时间。